1894年7月15日，64岁的翁同龢、74岁的李鸿藻奉光绪旨意，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准备应对朝鲜的危机局面。

    至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不可避免。在此之前，主持北洋的李鸿章已经自认军事上不敌日本，希望通过外交来化解危机。自当年6月，李鸿章频繁联络英国、俄国公使，请他们出面调停，并与日本多次交涉。但是他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一切努力最终未能奏效。

    而中日在朝鲜对峙，剑拔弩张之时，清国的主战派依然沉浸在盲目的虚骄与自大中，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洋溢在朝堂间。这些主战派中的大多数，是朝廷的言官，被称为“清流党”。

    清流党人标榜风节，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这些人多半出自科举正途，熟谙章句旧学，但对洋务和世界情势一无所知。

    当时的户部主事裕绂上奏说，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没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

    御史叶应增则用一套仁义天理来解读中日局势，说“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大清顺应天理，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日本以残暴对抗正义之师，必然会自取其祸。

    对敌手的无知不止于此。主战派的官僚不仅认识不到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增长，反而认为维新之举使日本内部混乱。御史叶应增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学习西方制度，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

    编修曾广钧说，日本仿照西方法度设立议员，不仅没有收到公论是非的好处，还“徒开纷纭把持之风”，陷入内耗。还有人认为，日本“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无力支撑一场对抗大国的战争，而一旦开战，日本国内必然人心溃散、朝野纷争，中国可以坐等日本败于内患。

    礼部侍郎志锐更加乐观，他认为，“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如果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编修曾广钧甚至直言对中日战争“窃喜”，因为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仅将东方的卧榻之患除掉，西方列强也会慑于中国之强大，不敢再窥伺中华。

    当时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英国政府报告清国舆论时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