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百万人站满广场。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3200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



    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一万五千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击。

    卫生保健组的成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按照预案，治丧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很快落实成立。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卫生保健组等等。卫生保健组由刘湘屏（女，56岁，卫生部部长）、黄树则（61岁，卫生部副部长）担任正副组长，负责处理吊唁、追悼大会期间领导和群众的卫生保健事宜，经常参加办公的有卫生部王桂珍、黄开云、才生嘎、张立和北京市卫生局谷秀波、辛福录等六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33岁的王桂珍，她是名扬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是电影《春苗》女主角的原型，1975年刚从基层调到部里出任核心组成员，相当于副部级职位，被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从职务上看，卫生部女局长黄开云、北京市卫生局医政组组长辛福录较为熟悉业务，应该是实际操作的具体协调人。

    卫生保健组的当务之急，是9月11日至17日吊唁期间的卫生保健工作，经过紧急处理的毛泽东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估计每天有十余万群众前来瞻仰遗容。刘湘屏、黄树则根据以往经验，决定在北大厅的东大厅内由中南海门诊部、北京医院设立医疗点，重点照顾中央首长和省市领导、重要党外人士；而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文革”中被改名）、阜外医院的医疗点设在北大厅和西大厅内，主要面向一般的吊唁群众。同时，在人民大会堂外也设立四个医疗点，由北京市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即后来的宣武中医医院）、宣武医院、北医一院负责筹备。每个医疗点需要六名医务人员，其中内科医生二名，外科医生一名，护士三名，并各自配备一辆救护车。

    对于参加吊唁大厅卫生保健的医务人员，卫生部首先要求政治可靠，业务上具有独立处理疑难急症病人的经验，政审由各单位党委负责，并报卫生保健组批准。因此各单位上报的名单多为党团员，都是专业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如北京医院的钱贻简、许国忠，首都（协和）医院的方干、华传东、宗淑杰，阜外医院的于秀章、胡镇祥等，还特别配备几名四十岁上下的护士长。像北京医院内科资深大夫钱贻简，曾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多年，与中央领导较为相熟，他在医疗点的出现会令不少上岁数的领导同志心中踏实。

    为了绝对保证前来吊唁和守灵的领导同志的健康，中央办公厅和卫生保健组还按惯例安排一些医疗专家机动使用，在单位或家中待命，一旦有事由中央保健部门卜志强负责统一调遣。

    张平化是唯一出险的高级干部

    9月10日毛泽东遗体放置到人民大会堂后，北大厅就迎来一批批悲痛欲绝的吊唁人群，哭声震响，不少上岁数的老干部老泪纵横，步伐艰难。据卫生保健组第三期简报通告，10日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内共有61个病号，其中因悲痛晕倒19人。天安门广场内发生674个病号，其中发生一例休克，经急救后均恢复正常。


    第一天吊唁带有内部性质，来的多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东大厅因室温过低，使那里休息的一些领导有嗓子痛、头痛、流涕等轻度感冒症状。最为严重的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平常就患有头晕、腹泻等毛病，吊唁过后感到严重不适，医疗点大夫打算紧急安排到北京医院做脑血流图和下消化道窥镜检查。但张平化本人却要急于赶回湖南，放弃住院，搭乘当晚六时飞机返回长沙。从当时内部简报来看，张平化是整个吊唁期间唯一出险的高级领导干部。

    针对东大厅第一天出现的病情，卫生保健组与中办商量后决定采取应对措施，连夜调运上百件棉大衣存放在大会堂入口处，凡是领导人士进入大堂都临时发给一件棉大衣披挂，并在东大厅内喝姜糖水。这种方法简易却颇为有效，高层干部伤风感冒的情况几天内明显减少。